《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是捷克裔法國作家米蘭·昆德拉創作的長篇小說，首次出版于1984年。小說主要描寫了托馬斯與特蕾莎、薩賓娜之間的感情糾葛。但從嚴格意義上來說，它并不是一個男人和兩個女人的三角性愛故事，而是一部嚴肅的哲理性小說。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于1988年改編成電影《布拉格之戀》，獲得了美國奧斯卡金像獎、美國金球獎提名，1988年美國國家影評人協會獎最佳影片獎和最佳導演獎、英國學院獎最佳改編劇本獎等獎項。

    小說《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從“永恒輪回”的討論開始，把讀者帶入了對一系列問題的思考中，深刻展示了人類生存的兩難境遇：性與愛之輕或重、靈與肉之輕或重。無論是輕還是重，都成為人生的負累。小說充分揭示了存在的本真狀態，從哲學層面高度關照了現代人類的生存困惑。

    小說梗概

    小說中的男主人公托馬斯是布拉格的一個外科醫生，因為婚姻失敗，既渴望女人又畏懼女人，因此發展出一套外遇守則來應付他眾多的情婦。有一天他邂逅了餐廳的服務員特蕾莎，他對她的愛違反了他制定的原則，甚至娶她為妻，但是托馬斯靈肉分離的想法絲毫沒有改變，依然游移在情人之間，對全心愛他的特蕾莎是一種傷害。特蕾莎經常在極度不安的夢魘中醒來，經常猜忌與懷有恐怖想象。

    捷克，米蘭·昆德拉的文學版圖，此時卻由于“布拉格事件”而動亂不安。在瑞士蘇黎世，一位權威醫生希望托馬斯去那里發展的呼喚下，兩人于是決定去蘇黎世生活。但是面對陌生環境的不安與丈夫仍然與情婦私通，特蕾莎決定離開，回到捷克。命運與世事讓托馬斯做出抉擇，他決定回去找她，此后兩人沒有再分離。他們意識到在一起是快樂的，是折磨與悲涼里的快樂，是彼此生命中甜美的負擔。

    小說結束，托馬斯和特蕾莎遭遇車禍，耗盡生命的托馬斯最終走向了存在的極致，走到了生命的盡頭。從托馬斯的一生我們可以看到追求意義和原則的生命之重所體驗的沉重與痛苦，到結束卻以生命之輕得以解脫。輕與重的區別是：同時任何事物只出現一次，這種一次性存在稍縱即逝，具有令人無法承擔的輕薄漂浮。

    薩賓娜是小說中的另一女主角，她是一個畫家，曾經是托馬斯的情人之一，也是特蕾莎妒忌的對象。薩賓娜一生不斷選擇背叛，選擇讓自己的人生沒有責任而輕盈的生活。她討厭忠誠與任何討好大眾的媚俗行為，但是這樣的背叛讓她感到自己人生存在于虛無當中。

    弗蘭茨是被薩賓娜背叛的情夫之一，他因為她而放棄自己堅持的婚姻與忠誠，但是由于薩賓娜的背棄，讓弗蘭茨發現自己過去對于婚姻的執著是可笑的，純屬多余的假想，他的妻子只是自己對于母親理想的投射。

    離婚后，自由自立的單身生活為弗蘭茨生命帶來新的契機，并且了解薩賓娜只是他對革命與冒險生活的追隨。后來他與他的學生相戀，在實際參與一場虛偽游行活動后，意識到自己真正的幸福是留在他的學生旁邊。一場突然搶劫中，弗蘭茨因為想展現自己的勇氣而蠻力抵抗，卻遭到重擊，在妻子的陪伴下，無言地死于病榻上。弗蘭茨的曲終人散不得不讓人嚴肅審視生命：生命中有太多事，看似平淡且細碎，卻讓人難以承受。

    生命的本真：性與愛之輕或重、靈與肉之輕或重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這一書名及小說第一部和第五部的命名輕與重都是一種隱喻，源于圣經故事。《耶穌》美國《圣經》文學專家萊肯指出：“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替人類贖罪的使命，是圣經《新約》中福音故事的基礎，也是整部《新約》神學思想的基礎。”

    昆德拉在書中寫道：如果我們生命的每一秒鐘得無限重復，我們就會像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一樣被釘死在永恒上。這就是尼采說永恒輪回的想法是最沉重的負擔的緣故吧。

    小說的主人公正是作為現實世界的偶然存在而存在。在昆德拉的筆下，主人公總是在思索、探尋，他們展示的是個人的生活體驗，人物內心擴大化了，而內心某一方面特征正是故事中所有情節發展的基礎：托馬斯的選擇、特蕾莎的追索、薩賓娜的反抗、弗蘭茨的傾聽，貫穿著小說的始與末。

    一、托馬斯的“輕與重”

    托馬斯是一個尋求自身獨立、不為某種世俗模式所裹挾的醫生。為了擺脫婚姻的羈絆，十年前與妻子離婚。他在生活中踐行自己的“性友誼”的原則，周旋于不同的情侶之間，但從不涉及愛情。

    生活中的六個“碰巧”，讓特蕾莎莫名其妙地成為了他的妻子，從此，他的性、愛之輕重產生了錯位。婚姻，使托馬斯感到了一種很不習慣的愛。身邊有了特蕾莎，卻無力控制自己不去品味其他女人，而生活的放浪不羈卻又無法改變他對特蕾莎的感情。

    一次次地出軌，又一次次地為不忠辯解，托馬斯陷入了無法解脫的，尷尬的怪圈之中：在情人們眼中，他對特蕾莎的愛，使他背上惡名；在特蕾莎眼中，他與情人們的風流韻事，使他蒙受恥辱。托馬斯的生活出現了兩個世界，而他在其中雙重曝光。建立家庭，顯然愛不再是輕飄失重的了，但與特蕾莎的相守又不能阻止他與情人的頻繁幽會，因此愛又變得很輕。

    特蕾莎在身邊時，他常常感到沉重；一旦離去，瞬間嗅到了自由生活的甜美氣息，心情為之輕松，可隨即襲來的則是難以承受的憂郁和沉重。獨身與成家，情人與妻子，背叛與忠誠，性與愛。總之，輕松與沉重，托馬斯就像一個鐘擺，在二者之間回蕩。他沒有固定的一端，因此也就無所依附，他的生存只能是苦苦體驗性、愛之輕與重的悄然轉換。

    良知的輕重在小說中所占的比重似乎不及性愛之輕重，但卻是對存在的更深層的揭示。既然存在意味著人生的境況，歷史也可以處理成放大了的存在境況。

    在《小說的藝術》中，昆德拉歸納了自己處理歷史的幾項原則：“在歷史背景中我只抓住那些能給我的人物創造一個有揭示意義的存在境況的歷史背景”，“歷史背景不應當為小說的人物創造一種新的存在境地，而且歷史本身應當做為存在境況而被理解和分析”。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指向了特定的歷史情境（蘇聯入侵布拉格），指向了特定的歷史情境中人類本真的處境，并在言簡意賅的敘事中精心解剖了紛至沓來的存在。歷史事件使布拉格的春天彌漫烏云，人們的生活境況隨即而改變。昆德拉借助小說這一載體，把對專制荒謬的抨擊、諷刺與對人類本性、存在弱點的哲思與感悟聯系起來，探尋現實背后的人性原因和存在之輕重。

    在昆德拉的筆下，一向號稱以國家為重，責任為重的“熱情分子”卻輕松地踐踏生命；而一向游戲人生、及時行樂的托馬斯則以不惜犧牲布拉格名醫的位置淪落為窗戶擦洗工為代價，發表文章，拒絕簽字，唾棄妥協，用三年的時間捍衛沉甸甸的人格。良知的輕與重，道德的高與下，在歷史的天平上頃刻間失去了平衡，留給人們的只是無盡的思考。

    性愛的輕與重、良知的輕與重終將回歸生命的輕與重。托馬斯大夫是心智和情趣都遠遠超出普通人的捷克知識分子的代表。他清醒地意識到生命只有一次，時常回味“EinmalistKeinmal”這句德國諺語的意思：只發生過一次的事就像壓根兒沒有發生過。

    既然如此，生活就像一場永遠不能成為正式演出的彩排，一張永遠不能成為正式作品的草圖。生活究竟還有多大價值？人類存在的意義何在？這種近乎“終極追問”的思索始終困擾著托馬斯。他放縱生活，享受輕松，卻又同時感到這種輕松難以承受。既放浪形骸又不隨波逐流，這必然使托馬斯陷入兩難的境地。

    托馬斯就在這生命的輕與重之間徘徊，并痛苦地體驗著，選擇著。單身，結婚，誤解，辯解，放浪，責任，當他滌蕩盡這一切的紛擾時，最后選擇了鄉村，選擇了平靜而安寧的生活，選擇了與過去一刀兩斷。漫漫迷途終有回歸，這是生活本然的回歸，是生命本體的回歸。

    托馬斯生活在鄉村之中，生活在大自然當中，被家禽家畜、被按部就班的春夏秋冬所懷抱；他沒有了放浪之輕，擁有的是田園、農莊、卡車、卡列寧和特蕾莎，擁有的是生命之重，彩排頃刻間變成了一場正式演出，草圖偶然中成就了一部完美作品。就在他盡情享受這從未有過的生命快樂的時候，一輛破車，幾杯烈酒，萬分興致，無限憬，把他和他的妻子帶向了不歸之路，如此厚重的生命驟然變得虛無輕飄了。

    托馬斯選擇特蕾莎，或許根本就不是他喚出了特蕾莎的靈魂，而是特蕾莎的靈魂喚出了他接近上帝的靈魂。他希望探索出一條精神之路，建立起“上帝的天國”。他的生存探索不是為一己之利，因為他已經開始背負人類的重擔，所以他的步伐沉重。

    在托馬斯看來，要建立起一個精神天國，就需要對現實的人進行了解與關照。他一生不停地追逐各式各樣的女性，把她們納入自己的情感版圖和認知范疇。他發現每個人都隱藏著神秘的不可猜想的獨一無二的我，這是人僅僅與眾不同的百萬分之一。這是托馬斯對人的理解，他迷戀的正是這獨一無二的“我”。

    這種“我”有如最好的解剖刀，既可以剖開女人的神秘，又能夠剖開世界的神秘。托馬斯正是通過發現這種神秘，達到認識世界、征服世界的目的，從而窺探出一種共同的永恒的真理，他的天國正是建立在這種認識之上的。

    在托馬斯構筑的“上帝的天國”中，他的性心理和愛情觀所顯示出的超現實的世界占主導地位。他的靈魂片刻都沒有休息過，雖然他與兩百多個女人發生過性關系，但這并不妨礙他愛情的純潔性。

    在托馬斯看來，愛與性是兩回事，愛情應該從愚蠢的性愛中解脫出來。在他構筑的烏托邦世界里，“男人因看見一只燕子而興奮，托馬斯對特蕾莎的愛情，不會被性愛的愚蠢干犯所侵擾”。在他個人的伊甸園中，他陪伴著自己的另一半：來自他愛情中的“非如此不可”的女人生活在理想的世界里。

    二、特蕾莎的“輕與重”

    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中，特蕾莎的形象始于托馬斯的一個美妙的隱喻，“她是個被人放在涂了樹脂的籃子里的孩子，順著河水漂來，好讓他在床榻之岸收留她”。

    特蕾莎有過很多夢，這些夢承擔了解釋和說明特蕾莎在現實世界中所遭遇的種種不幸。特蕾莎掩藏于她深深迷戀的事物上，她對于書的迷戀，對垂死的烏鴉的拯救，她夢見卡列寧產下兩只蜜蜂和一個羊角面包，以及她對情愛生活中靈肉一致性的認同等等。

    特蕾莎一生逃離了兩次母親的世界，她第一次是從小鎮上逃離出來，第二次是在布拉格被蘇軍占領之后。她驚訝地發現母親的屋檐已經延展到整個世界，母親的世界已經成為象征，象征一個集中營，肉體的巨大集合和私生活的完全滅絕是其第一特征，專制、粗野和強暴是第二特征，無時無刻不在充斥著人們的生活，毀滅著人性。

    托馬斯對存在之輕重的迷惘自然引出了特蕾莎對靈與肉的疑問。與托馬斯不同，特蕾莎一開始就視靈肉為一體，但她也無可避免地經歷了靈與肉搏斗和分裂的痛苦歷程，從靈與肉的結合，到靈與肉的分離，再到靈與肉的回歸。

    靈與肉的結合是特蕾莎對情愛的美好向往，當她手捧《安娜·卡列尼娜》叩開托馬斯的家門時，她是帶著全部的自己和自己全部的希望走進托馬斯生活的。

    特蕾莎沿襲從小就養成的癖好：經常站在鏡子前觀看自己的身體。特蕾莎試圖窺視自己的靈魂，渴望與托馬斯達到靈與肉的雙重交融。但在共同的生活中，托馬斯樂此不疲的獵艷行為使特蕾莎心灰意冷，妒忌、羞辱、噩夢、慌恐成了一種永遠無法排遣的生活狀態。

    特蕾莎的生活是分裂的，靈與肉在抗爭。起初，她本能地憎恨托馬斯的不忠。當托馬斯依然如故，她便開始與他一起不忠，幻想著成為他一夫多妻生活中的另一個自我，與他融合成兩極人，共同玩弄其他女性。當一切努力成為泡影，特蕾莎就有意識地積極抵抗他的不忠，毅然離去，她想以此來維護自己靈與肉結合的美好愿望。

    靈與肉的分離是特蕾莎一次次失望之后的無奈選擇。她站在鏡子前審視自己的身體，感到了厭惡：這個身體無力成為托馬斯生活中的惟一的身體，它挫傷和欺騙了她。她突然希望，能像辭退一個傭人那樣來打發自己的身體：僅僅讓靈魂與托馬斯呆在一起，把自己的身體送到世間去，表現得像其他女性身體一樣，表現在男性身體旁邊。

    特蕾莎想捕捉性愛的輕松和消遺的樂趣。她開始到處尋找，開始與生活調情。與工程師的冒險，宣告了靈與肉的正式分離。沒有了靈魂的肉體變得輕飄，它赤裸著，墮落著，靈魂則冷眼旁觀背叛靈魂的肉體。這次經歷，究竟能告訴她什么，輕浮的性欲與愛情毫不相關嗎，那是一種無所負擔的輕松嗎？嘗試的結果，使她感到了更大的痛苦，但也恢復了靈魂的知覺。

    靈與肉的回歸是本性的回歸、自然的回歸、生命的回歸，靈與肉的回歸也是特蕾莎追求的終極目標。特蕾莎的生活中有太多的猜疑、妒忌、焦慮、痛苦，唯有兩次經歷成了她最大的慰籍。一次是在布拉格事件的第一周，她興奮地到大街上到處攝影，沉浸在一種類似快樂的狀態中，享受了少許幾個歡樂的夜晚，夢得以中斷，焦慮得以消解。一次就是最終選擇鄉村生活。靈與肉的彼此失落使特蕾莎意識到她與托馬斯的愛永遠是一個不對稱的畸形建筑，注定會坍塌，挽救她的唯一出路就是搬到鄉下去。

    田園和自然，凈化了人的肉體，提升了人的靈魂。正當特蕾莎漸漸擺脫靈與肉的困惑，漸漸體味到愛的真諦，同托馬斯驅車到小鎮上盡興喝酒、跳舞，體驗奇異的快樂時，卻也遭遇了同樣奇異的悲涼。悲涼意味著，他們處在人生的最后一站；快樂意味著，他們在一起。快樂深深地注入悲涼之中。他們駛向了不歸之路，生命隨風而去，靈與肉達到了真正的融合。

    特蕾莎情感經歷的三個階段神奇地昭示出靈與肉的離合，輕與重的交替這樣一種人類生存狀態。靈與肉的結合暗示著生命之重，靈與肉的分離顯示了生命之輕，靈與肉的回歸又展示出生命之重；當厚重的生活回到人的身邊時，生命卻又瞬間消失得無影無蹤，輕飄得不可捉摸。

    沉重的輕，輕的沉重，這就是米蘭·昆德拉帶給人們的思考。生活是沉重的，生命是凝重的。但是，如果肉體的縱欲與靈魂的圣潔是一回事，如果崇高與低賤之間沒有區別，如果快樂注入悲哀之中，如果“EinmalistKeinmal”（只發生過一次的事就像壓根兒沒發生過），那么人類存在便失去了空間度向，成為了不可承受之輕，生命個體便會在失去度向的世界里被無邊無際的輕所承托。

    在托馬斯與特蕾莎最后的日子里，一次偶然的車禍，一輛破舊的卡車帶著他們靈肉一體的美好感受和厚重的人生希望駛向了生命之輕。他們生命的終極感受是輕松的，但他們不是沒有沉重而輕松，恰恰是因為沉重而輕松。

    特蕾莎所構筑的天堂，是失落的靈與肉的和諧。她妄圖用傳統的價值來標量人生的原則，為人找到精神的慰藉。但“一首牧歌就是留在我們心中的一幅圖景，像是對天堂的回憶”。對美好過去的回望在靈魂找不到寄宿的今天注定是要失望的，天堂牧歌式的和諧是特蕾莎永遠追尋不到的。

    特蕾莎是昆德拉用心塑造并珍愛的一個女性人物形象。在昆德拉的男性視角下只有特蕾莎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女人，是擁有“女性氣質”的女性，而脫離這一范圍的女性便成了出離女人生存境界的中性人。在“靈肉觀”的體認上，她認為是靈魂升華為愛欲，而不是愛欲升華為靈魂。在與托馬斯的愛情生活中，她所渴求的是一個男性的身體所承載的重量帶來的貼近大地的安全感。她在愛情中追求的是自己的獨一無二的、不可取代的個體性特征。

    而當托馬斯一次又一次的迷戀于別的女人的身體時，特蕾莎因身體感覺受到的傷害，讓她產生了放縱自己的愿望，她和工程師無愛的交歡，讓她終于再一次明白：“重”的命運，“靈肉合一”的命運是她所無法逃避的。肉身已不再沉重，是身體在現代之后的時代厄運，身體輕飄起來，靈魂就再也找不到自己的棲身之所。

    特蕾莎將性視為確認生命的體驗，當然也包含了她自己的一切美好與神圣，不僅是愛情的所在，更是自我存在的所在。然而托馬斯性愛兩分的價值觀和無數的謊言卻給她帶來了無盡的痛苦，分裂了她建構的唯一。靈肉統一是特蕾莎自我滿足完整性的本質體現，然而她的本質始終是破損、分裂的。

    特蕾莎為了尋求自我眼中的“靈肉一致”耗盡了一生，卻在“卡列寧的微笑”中讀懂了牧歌的意義。牧歌，是女性在終有一死的生存境遇之中重新追尋自我形象而奏響的挽歌，這樣的情調發出的是生命失語后余音。

    特蕾莎，喚醒托馬斯的靈魂走近上帝的人，把他托回沉沉的大地，她激起他深深的共苦感。與她相伴，意味著托馬斯響應自己靈魂的某種召喚，保持精神的完整性，即背負人類的重擔，為人類尋找道路。

    如果單純地進入理想的天國，他就沒為人類尋找到出路，使特蕾莎陷入更深重的苦難中，所以他就犧牲自己，不得不丟下自己構筑的天堂，實現從人到神的轉變，背負上帝帶給人的苦難而給他人帶來幸福。

    三、薩賓娜的“輕與重”

    作為小說里的另一女性人物，薩賓娜有著與特蕾莎完全不同的生命體驗。如果說特蕾莎體驗的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那么薩賓娜則是順從自我感覺，完全卸下生命背負的重擔，體驗的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

    與特蕾莎不同，薩賓娜探尋自我生命存在的方式是背叛，是反抗媚俗。但她們有一點是相似的，即肯定肉身服從于靈魂，只不過她肯定了肉身的認知力，而特蕾莎否認了，肉體永遠成為了靈魂的附屬物。因而對傳統價值的蔑視與顛覆，奠定了薩賓娜反叛的基礎。

    薩賓娜探尋自我存在的方式就是背叛，從小到大她成長的過程就是一個不斷背叛的過程，投身未知對她來說是一件最美妙不過的事了。她就像在曠野中不停奔跑的人，腳步越疾越輕，她離世界也就越遠。當她像局外人站立在這個世界邊緣時，她才發現最終的一切是虛無。

    如何在靈與肉之間保持平衡的關系，是困擾特蕾莎一生的問題。但在薩賓娜看來似乎不值一提。靈魂屬于靈魂，肉體屬于肉體，它們用不同的認知方式認識不同的層面，賦予薩賓娜不同的感情。薩賓娜靈魂的核心是背叛，而她的肉體則在她背叛的途中給了她最真的領會。

    在薩賓娜那里，沒有任何既定的原則和倫理價值標準，因而她的腳步是輕松自由的，竭力走到了世界的另一邊，展示給我們的是一條全新的探索之途。正與她的藝術一樣，以美為最高準則，而這些美的法則源于她的心中。在早期，她就認為背叛即美。首先她背叛了作為血緣上、思想和清教主義的父親，與一個二流演員結婚；雙重曝光的藝術作品，背叛了沉悶的現實。之后她又開始背叛自己，每一步都離原點越來越遠，腳步也不由自主地輕飄起來。

    薩賓娜作為一個張揚個性、懷疑一切、嘲諷世俗的叛逆者，她自發地擔當了反叛媚俗的歷史重任。背叛就是她抵抗媚俗的方式，她背叛了父親、藝術、丈夫、國家以及情人，斬斷一切世俗聯系，令秩序無從形成，媚俗無處依附。

    薩賓娜宣稱她的敵人只是媚俗。年輕有為又英武的弗蘭茨卻始終走不進她的生活。他們對于生活的理解存在著很大的隔膜。當她離開了祖國，放棄了家庭，離開了情人；當她背叛了所有她認為媚俗的行為之后，她同樣陷入了深深的迷惘當中，因為已經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背叛。她突然意識到，生命中的輕也是如此的沉重。

    作為與特蕾莎對立的薩賓娜，她更看重的是通過性愛，走向反叛，她的靈魂漠視著身體的狂歡與呻吟。在靈肉觀上，她是帶著對于身體自立自根性的歡愉去享受這一切的，然而，靈魂的缺場，身體的偶在性因缺乏來自天堂的靈魂的維系因而變得不再具有區別的意義。薩賓娜身體在生，影子在死。

    因而薩賓娜流落他鄉，形單影只，飄零寓居的自身遭遇便具有了宿命論的悲愴意味，在某種意義上，可以看作是靈魂對身體的無所維系所導致的。于是，無根的肉體最終化為歲月的洪流和洶涌的奔跑中的一抹瘦弱的落日余暉，什么都沒有能留下來，甚至連一聲生命的低吟和有關瑣碎日常的疼痛感都沒有，留下的只是無休止的空洞和對生命疼痛的想象和戲仿。

    作為一個被政治邊緣化的人物，特蕾莎向往的是回歸，回歸于大地深處，而薩比娜卻在自我的苦苦追求中走向了自我毀滅。薩賓娜是一名流亡女性知識分子，她是一個悲劇式的人物。回歸與鄉愁，這種最根在的維系，在薩賓娜的生命中卻成為了空白。當她背叛了親人，國家，愛情，一無所有時，還有什么值得背叛呢。

    薩賓娜的人生所背負的是“背叛”的命運。在一次又一次的背叛中，她的個體屬我的意義便顯現出來，她所要擺脫的是他者的目光凌駕于自我存在之上的媚俗，是一種“自由自為的存在”。

    對薩賓娜而言，性并不是愛情的佐證，而是作為一種反對媚俗的武器。因此，她不愿意因為公眾的存在而接受謊言，更不愿意在公眾的包圍中扮演“薩賓娜”這一角色。

    四、弗蘭茨的“輕與重”

    弗蘭茨是一個純真、健壯、睿智的大學教授，從結婚、愛上薩賓娜、離婚至死亡，他的一生雖然短暫卻充滿反諷意味。他沒有猶豫、空虛、混雜，始終是追尋著目標，用孩子般純真的心境生活著。

    弗蘭茨一生經歷了四個女性：母親、克勞迪、薩賓娜、學生情人，而真正重要的只有母親和薩賓娜。每一次對她們虔誠的追憶便得到人間的另一位女人。在他的前半生，他生活在對知識和母親的追憶中，這奠定了學者生涯和與克勞迪的結合。

    在后半生，薩賓娜取代了母親的地位，在這里母親的影子已不存在，他愛她并且崇拜她，像一個孩子一樣地依偎她。即使是薩賓娜的不辭而別，他也不感到特別悲傷。他從內心里將愛純潔，將愛升華，盡管薩賓娜離去了，但她的眼睛卻穿越了時空在關注他、期盼他、引導他，所以他平靜地生活著。

    弗蘭茨雖然為了揭示媚俗的真實存在而暴死街頭，但他本人從生到死卻是在寧靜和諧中度過的，這一點是托馬斯、特蕾莎和薩賓娜都做不到，也追尋不到的。

    總結

    昆德拉說，人生所不能承受的不是存在，而是作為自我的存在。正是在這種意義上，時間的親和性被割斷，人的生命不再與大地相依偎的時候，在宇宙廣袤的空間他性和無限上，這與薩賓娜由“生命之輕”導致的生命悲涼的結局在某種意義上，并沒有本質的區別。生活本身就是模棱兩可的，具有著無法消融的曖昧性；消解主體的力量正是來源于自身，存在的本真意義具有超出人自身所不能承載的一種分量，因而更具探索的意味和可能性。

    從《生命不可承受之輕》中可以看出，昆德拉從政治、歷史、哲學集中到對人類的矚目，對人類的生存狀態進行了切實的考察，如薩賓娜的孤獨、托馬斯的焦灼、特蕾莎的追尋，為生活而思考，為人類而探索。在昆德拉看來，人生存在于一個巨大的虛無的空間中，面臨的可能性是別無選擇的、宿命般的悲劇處境和前景。

    特蕾莎與薩賓娜構成了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的女性世界，她們各自探尋著其存在的可能性。靈與肉的和諧、軟弱成為特蕾莎自我存在的實證，而薩賓娜卻在背叛媚俗的過程中建構著自己的女性話語世界。兩者都倒向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成為失落的女性存在，但又不失其確認自我存在的生命意義。特蕾莎的情感世界更成為當代生態女性主義思想的真實寫照，預示著女性探尋自我存在的可能與不可能。

    于是，在昆德拉筆下，憑著理性的智慧，托馬斯幻想通過對人的神秘部分的了解窺見一種共同的永恒的真理；特蕾莎執著于“天堂牧歌”式的過去文明；薩賓娜循著“金色號角”去探索另一邊未知的美，展現出不同的生存方式，體驗到不同的生命感覺。他們雖以失望告終，但渴望返回自己理想王國并付諸努力，這本身便賦予了人和人生以意義。昆德拉對生存意義的闡釋使人在黑暗中依稀看到了陽光，這是理性的眼光所看到的結局。

    昆德拉給他筆下的這些豐富感人的女性人物賦予了一種詩意的棲居狀態。透過昆德拉極具張力、優雅、圓舞曲式的語言維度，我們共同經歷了歐洲小說文明史上一個最克制的放縱，最冷靜的狂歡，最野性的彷徨的苦悶時代。而昆德拉的雄心是要建立一個人類未走出伊甸園之前的、純然、寂靜而甜美的夢幻田園，他的小說深處隱藏的正是這樣一個虛構的理想。